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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人娱乐了-日本父母生育,中国父母养大——78岁松田桂子:到哈尔滨,我回家了!

2020-01-10 15:21:17| |查看: 4163

[摘要] 恰逢中日建交45周年,今年的6月22日、23日,101位遗孤代表从日本来到哈尔滨,祭拜“七三一”遇难者,祭拜去世的养父母。这位老人腰部受过伤,上车下车需要有人搀扶,长时间的行走更需要轮椅“助力”,即使这样,78岁的她依然坚持从日本赶赴哈尔滨。她用一口流利的“东北话”告诉本报记者:“回到哈尔滨,我是到家了。”6月25日,松田桂子老人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,讲述了自己的“遗孤”故事。

名人娱乐了-日本父母生育,中国父母养大——78岁松田桂子:到哈尔滨,我回家了!

名人娱乐了,恰逢中日建交45周年,今年的6月22日、23日,101位遗孤代表从日本来到哈尔滨,祭拜“七三一”遇难者,祭拜去世的养父母。这群满头银发、步履蹒跚的老人们,平均年龄已经高达78岁。为了记录他们的故事,记录那段特殊的历史,本报特别推出“日本遗孤”系列报道,听这些老人们讲述那段永生难忘的“东北往事”。

6月24日上午,几十名日本遗孤代表前往“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遗址”祭拜遇难者。在一众站立着的遗孤中,坐在轮椅上的松田桂子特别显眼。这位老人腰部受过伤,上车下车需要有人搀扶,长时间的行走更需要轮椅“助力”,即使这样,78岁的她依然坚持从日本赶赴哈尔滨。她用一口流利的“东北话”告诉本报记者:“回到哈尔滨,我是到家了。”6月25日,松田桂子老人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,讲述了自己的“遗孤”故事。

亲生母亲带我讨饭,中国父母将我收养

我的中国名字叫刘桂芝,养母家的邻居王婶告诉我,1940年,我出生在日本,20世纪30年代末,父亲作为“开拓团”的一员被日本政府派往中国东北,怀着我的母亲被留在日本。当我2岁时,母亲还没有收到父亲的消息,被逼无奈,她背着我漂洋过海来到哈尔滨。费尽周折之后,我们遇到一个日本老乡,他告诉母亲:开拓团的年轻人都去打仗了,据说全员战死,没人回来。

找不到丈夫,语言又不通,我们很快陷入绝境,母亲只好带着小小的我开始沿街要饭。就在山穷水尽之时,我们遇到了蔡大爷,他是我养父杂货店的帮工,还会日语。看到我们母女的境遇,蔡大爷跟母亲说:你这小孩都快被饿死了,你愿不愿意跟我走,我帮你给孩子找个人家养活。就这样,我们跟着蔡大爷来到了我的养父——刘福臣的家里。

养父当时经营一家杂货铺。收养我那天,附近的婶婶都在他家打牌,看到我们母女进来,邻居王婶还纳闷:老蔡,你怎么把一个日本娘们领进来了?蔡大爷来不及解释:“赶快给她们娘俩儿找点吃的,孩子都饿坏了。”说来也巧了,几位来串门的婶婶都没有孩子,一听说要养我,很多人都动心了。但我毕竟是日本人,大家也挺犹豫:“日本孩子咱哪能养活,还是送给别人吧。”

结果养母看不下去,她说:“孩子也没犯罪,她也没打仗欺负咱们,咱们就把她养大吧,让她跟我们的姓,咱们好好教育。”听到刘家愿意养我,母亲特别高兴,然而分别之际,她还是拉着我的手舍不得。刚和母亲分开时,我每天都闭着眼睛“噶桑、噶桑”地叫,养父母拿出牛奶、点心我都不吃。后来还是蔡大爷发现玄机,他说“噶桑”就是日语里母亲的意思,这孩子舍不得妈妈。然后蔡大爷安慰我:别哭了,妈妈走远了,再哭也不能回来了,好好吃饭吧。”

从那时起,我开始吃饭,学着说话,重新“活”了过来,我也从日本的遗孤变成“刘家”的长女。养父母给我起了这个新名字,小名叫做“领弟”,一直没孩子的父母希望能有一个儿子,几年后他们真的生了一男两女。

十二岁时父母去世,我替父母抚养弟妹

养父母去世前,他们从未透露我是被领养的,养母一直说,我就是她亲生的,事实上,他们待我也像亲生的一样。自从我进入刘家,每逢过年、过节,不管家里条件怎么样,养父母都要给我做一身新衣裳。7岁时,养父就送我去上学,养母还特意给我缝了一个新书包,至于其他孩子喜欢的糖果、鞭炮,我更是一样没拉下。尽管如此,我还是很早就知道了自己的身世。五六岁的时候,姨妈说漏嘴了。周围的小孩,也有人叫我“小日本”。

十几岁开始,杂货铺的生意开始不如以前,再加上父亲生病卧床,我们搬到了毛子兵营。刚搬家没多久,母亲生下了第二个小妹妹。然而生产后还没几天,她就和生病的养父商量,决定把小妹妹送人。那时候,父亲已经卧床很久了,不仅要人喂饭,大小便也不能自理,母亲住院生孩子时,都是我给父亲端屎端尿。然而父母的福气并不多,他们养了我十几年,才被我伺候几天就离世了。妹妹送走后的第四天,养父去世;两三天后,坐月子的养母在床上哭晕过去,邻居借了一个板车把她送去医院,之后她就再也没回来。

在太平间,我们看到了养母最后一面。弟弟妹妹还小,他们叫着养母的名字,拉着她的手想让她醒过来,但我从那时就明白,从此以后,我是家里最大的,养父母死了,我得代替他们照顾弟妹。父母刚走时,舅舅、姨妈都很照顾我们,但我们三个还是独自生活了一年。那一年,最大的我12岁,弟弟6岁,妹妹才3岁。

每天,我都要起个大早,给弟弟妹妹洗脸、梳头,再用小焖罐煮米饭、炖菜,衣服脏了,我放水里洗两把;没吃的了,我们将土豆切片,放在炉子上烤片吃。白天还好,一到夜里,弟弟妹妹就在被窝里一边流泪,一边哭喊着要妈妈。我没有办法,只能紧紧地搂着他俩,三个人躺在被窝里一起哭,一直哭到累了、睡着了才算完。那段时间,每天都是在“熬”日子,夜晚来临时,我总想:妈妈你要活过来多好啊,我们得多高兴啊!

鸡咯咯,天明了,日本鬼子死净了

1953年,养父的哥哥们将我们姐弟三人带到山东,我和弟妹分别被大爷、二大爷和三大爷收养。三位大爷住在农村,村里的人都知道,刘福臣的大女儿是被收养的“小日本”。

农村被日本侵略军祸害得太多了,全村的人都恨日本鬼子,小孩都不例外。

也是在这里,我第一次明白“日本人”意味着什么。刚进入村里的学校,同学们都排挤我,每天放学,站在我身后的小孩,不是这个推我一把,就是那个向我砸一块小石头,再骂一声“日本鬼子”。他们用山东的方言编了一句顺口溜,我到现在也忘不了:鸡咯咯,天明了,日本鬼子死净了。那时候我可委屈了,我也没打仗,大家为什么这么对我?大爷也经常带我去找老师:我家领弟没抢过咱们的猪,也没抢过咱们的粮食,孩子们怎么能乱说,你们老师应该教育教育。

比这更让人难过的是我的小妹妹。到三大爷家时,她才4岁,三大爷家住不下,孩子们将妹妹推到地下睡。后来家里给她安排了地方,对面屋的门后有一个大灶坑,我小妹就在那儿睡觉。我从小把妹妹带大,母亲去了,她就找我。妹妹喊我:姐姐你咋不要我了呢,他们都打我!我听了偷偷落泪,没办法,只能从我的口粮里攒点吃的,从地里偷一块红薯,给妹妹吃。就这样,还要看着妹妹全部咽下去,带回家被孩子看到,他们就要抢。让嫂子看到更不得了,见到我就骂:你个死鬼,你个死丫头蛋子,我们饿着她了,不行你就将她领回去!到最后,我也没替妈妈保护好妹妹,妹妹5岁就去世了。

1959年,王震号召青年支边下乡,19岁的我报名了。因为我听说支边的地方是黑龙江,这不是我家吗,我得回去。那时候我算一个劳动力了,家里的人舍不得我走,我上交了布票和分得的30元钱,终于回到了黑龙江。先是去密山修水库,住马架子、挨虫子咬;再到虎林制材厂当工人,被机器切断了三根手指头;文化大革命爆发后,我还是挺幸运的,最后没揪我也没斗我,只在广场上,剪短了我的一根大辫子,可我不敢哭。

千里寻母,向温总理《说句心里话》

1962年10月,我和现在的老伴儿结婚了,此后我们一直住在虎林。直到1972年中日正式建交后,外事部的同志们开始询问我的身世。不久,日本出台了相关政策,只要确定遗孤身份,都可以回去寻亲。1986年,我开始前往日本寻找自己的亲生母亲。有人告诉我,母亲后来嫁给了一个中国人,并且生儿育女,一家人在50年代回到日本。可我找到时,她已经去世了。历经周折,我找到母亲的第二任丈夫,他证明了我的遗孤身份,但可能是家产太大了,他始终不承认我是母亲的女儿,最后,还是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们将母亲的照片、他们和母亲的合影一一送给我。

随后,我在日本正式“落户”,全家人也跟随我来到日本。日本政府给我们分配了一套房子,并赠送10万日元当作“安家费”。从那时起,我和家人开启了在日本的奋斗生活。说起来也很可笑,当时最大的感受是“孤独”。在中国,邻居们说我是日本人;到了日本,工作一出问题,同事们就会将过错推到我头上,因为我是“中国人”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我总询问自己:我到底是哪里人?哪里才是我的家?

2009年,我终于攒够了钱,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!温家宝总理亲切地接见了我们。与总理见面之前,我给一位遗孤90多岁的中国妈妈唱了一首改编过的歌《说句心里话》,等和总理见面时,有记者就询问我,能不能给总理也唱一唱?“说句心里话,我有两个家,一个家在东瀛,一个家在中华;说句实在话,我也有恨,战争带来的灾难,永远记住它……”一首歌唱完,很多遗孤都哭了,温总理的眼中也含着眼泪,他跟我握握手说:“你唱得很好,发自肺腑唱出来的歌,我很感动。”

2009年回到日本后,一个意外让我腰部受伤。即使这样,听说这次“探亲”的机会,我还是想参加。在日本住了几十年,但和中国的家人,我始终没有断联系。特别是舅舅家、姨妈家的几位亲人,心里总是放不下。这次,我在时隔多年后回到哈尔滨,见到了小表妹,尝到了记忆中的不老林,也见到了一个全新的哈尔滨。几十年后,哈尔滨的改变让我欣喜,也让我遗憾,坐落在马家沟河附近的老房子,居住多年的毛子兵营,这些我最想重游的老地方,都已经无处寻觅了。(李熙爽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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